本文刊载于《三联日子周刊》2019年第46期，原文标题《徐凯文：一个资深心思咨询师的反思》，禁止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做了20年的心思咨询师，徐凯文感到，西办法的心思咨询有它的局限性。它可以处理个别困惑，但面对年代进程中呈现的遍及问题和我国的社会现实，咱们需求有其他途径。口述/徐凯文编缉/徐菁菁
徐凯文（宝丁 摄）
心思病也是年代病
我从2000年左右开端从事正式的心思咨询作业，在大约20年的时刻里，一个显着的感触是：人们心思问题的层次越来越丰厚，文明环境和年代的变迁在其间留下了深入的痕迹。
在我作业生涯的前期，大多数来访者存在的问题都是神经症。简略地说，来访者的性情、品格开展都是无缺的，心思上没有什么严峻缺点，在现实日子中他／她或许是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好教师好医生，社会适应出色，但他们的心里苦楚纠结，所以来寻求协助。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苦楚是由于他们心里的一些天性需求和苛刻的品德规范相抵触导致的。
假如以西方心思咨询的开展作为参照，咱们会发现西方精力分析的发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布景：两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宗教和神学的影响式微。本来人生问题有《圣经》供给终极答案，但当这个答案被否定之后，人到哪里去寻觅答案，怎样去面对价值观的抵触？心思咨询成为了某种代替途径。在弗洛伊德的作品里，他的个案大多数也是神经症水平的，他的理论相同适合于医治神经症水平的来访者。弗洛伊德为什么提出性欲理论？正是由于那个年代，性是禁区。人道被压抑的这个部分导致了强迫症、癔症等心思妨碍。
相似的状况其实也呈现在我国。在曩昔三四十年时刻里，咱们也阅历一个社会价值观和品德观多样化的年代。一个很典型的比方是，早年，我触摸过的许多来访者患有一种典型的神经症叫作“恐人症”。这种症状在西方很少见，多见于东亚文明。在日本，它被称作“赤面惊骇”。这类来访者在交际场合的时分不敢与人目光对视，一旦对视，脸唰地就红了。
脸红是羞怯的体现，底子上都跟性有联系。我国前期闻名心思医治家钟友彬对这种神经症提出过一套知道领会疗法。他发现，来访者在进入了青春期今后对异性发生了愿望，可是他们的品德观念又告知他们这种性的梦想是龌龊的。他们之所以不敢与人对视，是由于他们忧虑周围的人会看穿自己，自己会被视为流氓。品德观念过强，压抑了本我需求。而现在咱们对待性的观念愈加敞开，我现已有十几年没有在一线城市遇到过这样的病例。有段时刻我到河南给当地的咨询师做督导，还能发现这样的个案。不同的地域，文明和品德观念变迁有一个时刻差。
2009年2月21日，四川省绵竹市富新镇杜茅村，35岁的曾小艳，再次怀孕6个月（视觉我国供图）
差不多在10年前，我开端发现来访者中有品格妨碍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品格妨碍不是重性精力病，浅显地说，它是一种性情上的缺点，比方特别自恋，比方咱们现在俗称的戏精扮演品格，心境十分不安稳，对密切联系既巴望又惊骇，有自我损伤倾向，短少共情才能，短少同情心，还或许特别偏执。心思学上以为，一个人心思的健康开展需求一个底子的环境。许多时分品格妨碍与早年的心思伤口有关。回去头去看，这些来访者也是一个年代的产品。在一个大转型的年代，家庭结构逐步分裂。当人们享有更多挑选自在，许多人挑选抛弃安稳的家庭日子，而不是去活跃改进它，离婚率越来越高。与此一同，许多农村人口向城市搬运，我国有了一个巨大的留守儿童集体。城市也有相同的状况：爸爸妈妈作业特别忙，孩子被全权托付给老一辈，或许爽性被寄养在祖辈家。一切这些东西都意味着，在生长环境中，这些孩子的密切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掠夺的，这些都会对性情的养成发生影响。
这些年，寻求心思咨询协助的人越来越多。我有时分会感到一些来访者并没有特别大的苦楚，我也不以为我能给他们特别的协助。我明确地告知他们不需求再进行咨询了，但他们仍然坚持把许多时刻和金钱花在心思咨询上。究其原因，这些人是由于孤单而来，人们对密切感的需求在现实日子中得不到满意。
我是“70后”，在我小的时分，社会相对来说是固化的。你从小到大日子在同一个当地，有发小，有朋友，一条街上的人都互相知道，知根知底。当人们有困扰的时分，有许多了解可信的人，可以给他们心思支撑。“根”是什么？便是你了解的人，了解的环境。人类便是这样一种高档动物，你不或许随意找一个人去倾吐，你们的联系没到必定的程度，是不或许共享心里的感触和体会的。
今日的大城市，这样的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少。许多的人都是外来移民，“北漂”“上漂”。人们担负作业压力而短少情感出口。一个独立的人，住在一个个小小的房子里边，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短少朋友，没有倾吐者，没有密切联系，这是一种自我拘禁的状况。心思咨询实际上人为地发明晰一个环境，供给了特别的情感支撑。它是作业的，它替你保存隐秘；它是专业的，所以可以了解你的感触和体会；它是相等的，你不必忧虑说出了自己的主意而遭到否定和降低。
2008年5月20日，“孩子，别哭”心思咨询志愿者在绵阳体育馆劝慰受灾的一家人（视觉我国供图）
咱们年代的“无意义感”
人们关于心思咨询的需求，也说明晰咱们这个年代的另一个特色：物质丰厚现已到了必定程度，物质带给人们的满意感越来越小，人们精力层面的寻求变得越来越火急。可是悖论是：咱们刚刚阅历，并仍然停留在一个过度寻求物质的时期，咱们在精力层面上恰好是荒芜的。所以，咱们要去尽力开展、完善、满意人们对精力层面的需求，这正是年代前进的需求，国家开展的必定。
在这种荒芜中，近些年，我的来访者中呈现了一个新的集体，他们推翻了我曩昔的专业认知。
我在大学从事自杀危机干涉作业。2010年的时分，我提出过一个“树理论”，假如一个人原生家庭有许多问题，留下了严峻的心思伤口，他简单呈现郁闷或许失望，甚至或许自杀。传统的心思医治，无论是家庭医治、精力动力医治仍是认知行为医治，都有许多老练的办法，可以去改动原生家庭关于个人的影响。但后来，我遇到了一个成果十分优异的学生，进入大学榜首个月就有自伤的行为，第四个月期末考试阶段就有测验自杀的行为。给这位学生做危机干涉的时分，我发现，和我以往一切的阅历不同，我没有看到十分典型、十分显着的家庭问题，也没有看到十分显着的伤口阅历。咨询了一段时刻后，我发现这位同学咨询的效果和抗郁闷药医医治效都不显着，仍是有显着的自杀倾向。由于他一同被确诊为郁闷症，所以咱们将他送往精力科专科医院住院医治。
其时，国内十分好的精力科专科医生告知咱们，这样的状况应该很简单医治，咱们有十分好的药物。1997年大学毕业后，我早年在精力病院作业，是一个有临床阅历的精力科医生。我也早年彻底附和这种观念。可是过了两个月，当我到医院去探望这个同学的时分，他的主治医生告知我：“看来效果不太显着，他现在仍是有十分显着的自杀倾向，其实不太有办法。”
这个孩子不得不休学回家。在这一期间，他仍在承受药物和心思医治，但回到校园后，我发现他仍然没有任何起色。最终，当这个孩子又一次测验自杀后，只能退学回家了。我十分痛心，我信任以这个孩子的智力、性情、为人处事的情商，彻底可以成为一个优异的科学家，但咱们尽力了4年，没有取得料想的成功。
（插图 赵阳）
在危机干涉的过程中，在心思咨询室里，我遇到了越来越多相似的青少年和成人。他们都会告知我：徐教师，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我的自我在哪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国际；我曩昔20年左右的日子都好像是为别人在活着，我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2016年，我提出了“空心病”的概念。这些来访者的症状契合郁闷症确诊，他们心境低落，爱好减退，快感短少，但和典型的郁闷症比较，这些症状体现并不十分严峻和出色。他们会有激烈的孤单感和无意义感。他们的人际联系通常是出色的，可是他们身处其间却深感疲乏。他们对生物医治不灵敏，甚至无效。传统心思医治也效果欠安。
最早谈“空心病”的时分，我针对的是学生。事实上，我也协助许多社会上的来访者，他们是成功的企业家，是出色的专业人士，但他们和这些学习成果优异的孩子们相同。成果和成果好像是一种瘾，一种毒品。他们好像许多时刻都是为了取得成果感而尽力地日子、学习和作业。可是当他们发现一切那些东西都得到的时分，心里仍是空荡荡，就有了激烈的无意义感。在咨询室里，他们说：“我不觉得我实在地活着。”“我知道我什么都挺好的，我应该满意，可是我不满意，我觉得我随时可以脱离。”“我仅有的挂念是我的孩子。假如没有孩子的话，我或许现在就走了，我并不是由于有什么苦楚要走，而是我不觉得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触摸这样的来访者越多，我越感到，他们和患有“空心病”的大学生相同，都受害于一种激烈的社会价值观，即人生的意图仅仅寻求金钱、位置，学习和作业只不过是寻求这一意图的手法。而实际上，人的心里存在更高的寻求，比方朴实的求知欲，探究的趣味，比方由于助人而感到的自我必定，比方对国家民族的激烈的酷爱和认同。但在狭窄的名利价值观下，人的赋性和良知是被忽视的，人们没有办法体会到发自心里的愉悦和自我必定。相似的问题在西方社会早已存在，并未得到处理，这种精力上的空无导致许多吸毒、滥交、违法等社会问题。
这些年，我在探索一套“空心病”的应对办法。我会和来访者评论，在他现在的日子状况傍边，他可以去寻求一些什么东西。我会协助他去发现实在自己的存在，完成对自己的必定，脱节曩昔对外界点评和名利方针的依靠。但有的时分，作为心思咨询师，我感到无力。曩昔，咱们都在处理心境、处理行为、处理认知，可是现在咱们要面对一个人人生价值的问题。这是终极问题，是不简单答复的。
心思咨询遵从的是医学方式。咨询师比如医院的医生，一个人得了肺炎，医生可以给他吃抗生素，用各种办法帮到他。可是当这个医院曾经一年接诊一万患者，现在需求接诊一百万患者的时分，这就不再是一个医生处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假定咱们证明了雾霾是导致肺炎添加的原因，咱们是应该花更多的力气培育医生，开更多的药，仍是去管理雾霾？我一天到晚遇到这样的事例，初中高中的孩子死活不愿上学，绝大多数状况下，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便是考试压力太大。而只需这个压力足够大，可以让一切人溃散。我国大学生得到的心思服务是我国一切人群中最好的。心思咨询师和大学生的配比依照国家规定要到达1∶4000。但你会发现，大学生的心思问题越来越多。在美国，这个份额或许到达了1∶400，但美国大学生的问题比咱们还要多得多。咱们有没有或许从底子上处理问题？
另一种途径
作为心思咨询师，我越来越感到，面对年代病和社会问题，心思咨询不是仅有的处理办法，它的效果是有限的。在美国，心思咨询这种医学方式被广泛推行，归入商业医疗保险，但美国的精力心思疾病患病率却高达26.4%。面对大规模发生的心思问题和我国的实际状况，有没有更好的处理途径？
2008年5月17日，我到汶川开端做灾后的危机干涉作业。几千万人受灾，近10万人逝世和失踪，这样严峻的伤口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稀有的，你要怎样去医治？坦率地说，我感到束手无策。面对这样巨大的受灾人群，其时全国大约只要33个人承受过完整系统的西方伤口医治训练。我遇到的榜首个问题是，咱们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从汶川回来今后，我榜首次参与了校园的校长办公会，汇报状况。咱们和成都当地的大学协作，对方在重灾区彭州有一个校区尚修建无缺，咱们在校区里建了心思咨询中心。可是，很少有当地来访者寻求协助。大学、心思咨询、伤口干涉，这些词都离当地人的日子太遥远了。咱们自动去找哀鸿们沟通，会发现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郁闷，什么是焦虑，咱们底子不在一个言语系统里。心思咨询考究“自助者，人助之”。哀鸿们没有这样的求助认识，他们甚至对这种协助方式感到害怕。
汶川大地震5周年的时分，《大河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我，我后来跟他一块儿去盯梢调研了10个失独家庭。我发现：绝大多数家庭从来没有承受过任何心思咨询或许心思医治，但他们从伤口中恢复得适当不错。大地震8周年的时分，有一位失独母亲是一切人里状况最差的，仍然有严峻郁闷和伤口后应激妨碍。在她的宗族里边，好几个孩子在地震中亡故。她住在都江堰，离成都不远。我为她联系了华西医院最好的精力科医生，四川大学最好的心思咨询师给她免费做咨询，她也赞同了。可是事实上，她一次都没有去，怕远，怕麻烦。两年今后，我再去访谈时，却意外发现她的状况尽管谈不上恢复，但现已没有了郁闷症和伤口后应激妨碍，也没有自杀倾向。究其原因，一是他们的寓居环境更安稳了。国家供给了底子寓居、日子保证，本来的邻里、亲属被安顿在一同。这些人都有失掉亲人的阅历，有的人状况好点，有的人差点，咱们抱团取暖，互相拉扯。早年，这个妈妈总是在家里对着女儿的相片哭，后来人们硬是把她拉出来：打麻将，三缺一，少你一个不可。打打麻将，心境就好些了，这便是本土化的心境调理。咱们心境欠好的时分，就一同去旅行，没钱去其他当地，在省内逛逛也好。这个接地气的社会支撑系统或许比任何的心思咨询都要管用，并且低成本。
再者，关于失独家庭，国家出台了许多方针，每对配偶可以有两次免费做试管婴儿的时机。一些人假如可以从头有孩子，他们的状况会好许多，这叫生生不息。还有一些没能要上孩子的人，10周年的时分，他们开端跨入50岁，要考虑未来养老问题了。一个新方针是国家给他们发养老金，保证底子日子。有一个没有再要上孩子的失独家庭，夫妻两人办了养猪场，榜首第2次都失利了。他们告知我，第三次国家给他们专门批了一块免费的地，然后给他们办借款，这一次，他们成功了。一方面我很赞赏人的耐性，但另一方面，假如没有国家力气的协助，他们也不或许办成养猪场。
这些东西关于人们的心思恢复都有最直接的效果，也都是心思医生没有办法做的。在西方，传统观念以为心思医生不处理现实问题，我恰恰觉得咱们应该用专业知识去影响方针的拟定。一个方针可以影响一切人，处理百分之七八十甚至九十的问题，在这个根底上，剩下来的少部分人，他们的问题才是医学方式去处理的。
在今日的我国，心思咨询的门槛很高，它要求来访者可以支付得起时刻和金钱，还要具有相对来说很高的认知水平。可是心思健康不该该是这些人群的特权。最近一年，我参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社会心思服务系统建造试点作业，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云南省临沧市做调研。在最底层，政府都在说，人们对心思健康服务的需求很大，但没有专业人才去做这些事。咱们需求培育心思咨询师去处理这些火急存在的需求吗？许多时分，人们面对的是控制心境失调、夫妻联系、子女哺育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很根底，不必定要进行专业长时间的心思咨询，但它们又很重要，和人们的日子质量严密相关。
（口述者徐凯文为临床心思学博士、副教授，精力科医生，我国心思学会注册心思督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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