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弹的爆破声在远处响起。
那是2010年，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蒂默加拉，塔利班和巴基斯坦交替控制的山区。中国医生张定宇正在快速验伤，并用不同颜色的腕带标记伤员：叫声最响的一个年轻人，验伤发现是小腿皮外伤，标记绿色；一个腹部中弹的少年，血压低，急需手术，标记红色；另一个呻吟的伤者，手臂炸伤，也要手术，黄色；还有几人送来时已死亡，黑色。绿色，意味着生命无忧，不能因为叫唤声大就优先给予资源；也不能先救濒死之人，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这是灾难医学的救援原则。
那时候，张定宇是从事人道救援的“无国界医生”。10年后，2020年初，时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的张定宇曾有一瞬感到，处境与当年在战地有些相似：一边是病患接连送来，一边是医疗物资极缺、人手到了崩溃的边缘。纵使再难，还是要权衡轻重，作出对病人伤害最小的决定。
有人说：人有两种能力是千金难求的无价之宝，一是思考能力，二是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并妥当处理的能力。
张定宇好像天生拥有这两种能力：大三时兄长因传染病去世、大学毕业前父亲又因癌症离世，他的学业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自己做得更好，母亲可能会更宽慰一些”；没有分配到心仪的医院，他立下两年转院目标，结果没转成功，自己倒成了院长；被调至金银潭医院第一个月，就被人堵在院长办公室要债，他迅速制定发展计划，申请国家新药临床试验平台，获批后研究经费达到1500万元……
张定宇擅长利用时间，理发时也不忘回答记者几个问题。蒋迪雯 摄
去年4月底，张定宇被任命为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他身患“渐冻症”，尚无治疗办法，努力盘活的资源只有时间。他理发时不忘回答记者几个问题；开会时学生发言琐碎，他直接打断，“你一个人就干掉大家三分之一时间”；他的行程常常排至深夜。3月24日凌晨1点见完张文宏后，6点又爬起来去东湖骑行。
他觉得钱钟书的《论快乐》蛮好玩的，“什么是快乐呢？快乐就是很快就过去了。什么是痛苦？一晚上的失眠就是痛苦。我觉得他描述得蛮对哦，你就是要去享受、去经历这些事情，而不是说我就要快乐，我天天快乐，我永远快乐。没这种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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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张定宇，1963年12月出生，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医学专业，医学博士。曾任武汉市普爱医院副院长、武汉市血液中心主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现任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因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张定宇于2020年8月获“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政府不是不愿意投入
而是决策必须要有依据
上观新闻：您现在在卫健委分管哪一块？重点抓哪方面工作？
张定宇：我现在分管的主要是医院这一块，中医处和医政医管处这两个处室。现在卫健委主要在抓的一项工作是公共卫生疾病预防体系改革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湖北样板。第二个是要解决群众健康突出问题的“323攻坚行动计划”。“3”是指3个重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2”是指高血压、糖尿病这两个基础病，另一个“3”是指3个公共卫生问题：出生缺陷、青少年近视、精神卫生。
上观新闻：这和您之前做金银潭医院院长的角色不太一样，适应吗？
张定宇：到现在一直都不适应。以前我是在基层工作，卫健委的岗位更多是宏观层面的工作，一个部署就会影响到全省的工作，要考虑得更周全。
比如说，我们要做心血管疾病防治，可以选胸痛中心作为抓手，也可以选择其他中心。最后到底怎么选，必须跟专家好好沟通，再审慎下判断。所以我现在经常对专家说，一定要给政府提供数据。政府不是不愿意投入，而是决策必须要有依据。
上观新闻：不管是现在，还是疫情期间，您似乎一直都比较坚持科学思维。
张定宇：是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金银潭医院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就是因为之前和科研院所的合作，训练了我们的思维。去年刚碰到病例我就知道，后续研究者会需要检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所以就先做了。实际上刚开始的几个病人都是转诊来的，如果前面任何一家医院做了这件事，病毒的发现就没我什么事了。
上观新闻：金银潭医院在疫情暴发之初就发表了论文，是《柳叶刀》杂志关于新冠肺炎的第二篇文章，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张定宇：疫情刚开始时，我们就觉得这是一种新发疾病，如果我们把它搞清楚，不仅可以锻炼队伍，在科研上也可以有所突破，这是最原始的动机。
文章是和上海的瑞金医院一起发的，相当于我们提供原料，做粗加工，他们负责精加工，把文章推出去，让国际社会知道这是什么病。做这件事确实很着急。当时我们医院有20多人的团队，负责把资料整理出来，1月20日，博士后韩阳和指导老师邱洋在医院的小办公室干了通宵，翻译英文、制作图表。我那天也做到凌晨2点多钟。
上观新闻：法医教授刘良的第一例尸检就是在金银潭医院进行的，刘良说找了很多医院都没有让他去，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张定宇：刘良一直以为我不认识他。其实我知道他，他是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78级的学长。以前医院有些医疗纠纷的尸检会在他的实验室进行。他先托了几个人来找我，但那时候时机还不是特别成熟。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后来正好遇到一个很好的时机，国家卫健委给武汉多家医院都下达了任务。我们在一周内就实现了。
上观新闻：当时担心风险吗？
张定宇：我对这个病毒还是有一定的认识，我知道防护好了没什么问题。所有的恐惧都是源于无知。很多人觉得进了金银潭医院就会感染，觉得武汉的空气里都充满着病毒，实际上我们做过好几次检测，包括环境样本和空气的检测，都是干净的，不会有问题。
张定宇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蒋迪雯 摄
在小医院也要胸怀国家和民族
上观新闻：您还经常去金银潭医院，现在还兼任金银潭医院院长吗？
张定宇：我不是院长了。金银潭医院有一个转化医学中心，我担任主任，在这个岗位上我不收取任何费用。还有几个博士后的培养工作没有结束，而且有新招的博士入职。我们和武汉病毒所、华科大、中科大都在合作培养学生。即使我担任了省卫健委副主任，博士的正常招生还是没有问题的。
上观新闻：为什么要免费做这份工作？
张定宇：金银潭医院还是一家需要呵护的医院。只有年轻学生得到很好的培养，成长起来，才能对医疗事业起作用。科研能力不是一下子就能补上的，但是一定要做。很多事是国家和民族需要，而不是少数几家医院需要，不是说在小医院思考的角度就得很低，在小医院也要胸怀国家和民族。
张定宇隔段时间就会回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和科研人员交流。蒋迪雯 摄
上观新闻：2013年底调来金银潭医院，当时是什么想法？
张定宇：我不愿意来啊。我本来在武汉市血液中心做主任。2013年12月31日中午，武汉市卫计委（现卫健委）的领导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下午到市卫计委来一下”。去了以后他说，要我去金银潭医院。我说我到血液中心才一年多一点，明年我还安排了很多工作，中国输血协会第七届输血大会要在武汉办。他说，这是组织决定，不是个人的决策。我说既然组织决定了，我就服从。
上观新闻：刚去金银潭医院时，您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张定宇：这家医院当时运行非常困难，说难听点就是没钱。我2014年1月2日去上班，没两天就有一个药品供应商把我堵在办公室，要我们还钱。当时医院一方面是债务比较重，另一方面因为服务量小，整个业务收入也比较少。关键是它的服务没做上去，没有给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
上观新闻：后来做了哪些尝试呢？
张定宇：应该来说都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决策，是整个班子做的努力。当时医院里有一台ECMO（体外膜肺氧合）放了一年多没有用，我们尝试去用，也有了一些突破，增强了信心。一个被救活的病人我到现在都有印象，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个大学生。我们还让ECMO走出去，每年拿10个单价4.8万元耗材套包，免费供省、市医院使用。只要有医院有病人需要上ECMO，病人又没钱，就通知金银潭医院，ECMO团队就带设备带套包过去做。到后面我们还把它用在禽流感救治，很快这支队伍就成长了。
第二个就是博士后联合培养，金银潭医院在人才培养上一直不是特别成功。2018年上半年，我们和武汉病毒所打算联合培养博士后，但是一直没招到人，到了年底才招到第一个博士后，叫韩阳。韩阳跟我报名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当时金银潭医院太没人关注了。韩阳当时已经工作了，他只说到这里来看一看。我就把他抓来，就像我们这样聊了好半天，交流得非常好。其实不是我选他，而是他选我。现在看来大家都很运气，我很运气，他也很运气。
另外做对了的就是建了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平台。这是我们国家顶级的一个科研平台。申请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标书怎么写，我们以前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都没申报过。我们和武汉病毒所的老师沟通、请教，最后拿到了“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也培养了一批人，大家很容易按照规矩做研究，这是到现在我最得意的事情之一。
上观新闻：疫情期间，作为院长，除了救治上的压力，医院运转也很难吧？
张定宇：对，我们很多同事都很紧张，精神压力是比较大的。当时卫生员、保安都走掉了，全部由行政和后勤人员顶上去。早期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自媒体上病人说在病房里吃饭不方便，生活照料也不到位，因为传染病房家属是进不去的。武汉是1月9日宣布治疗全部免费，但当时没说病人吃饭能不能解决。我们就决定负担患者每天的120元餐费，和我们医护一样。那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没有请示领导。我觉得当时政府都出了大头来保障这些病人，我们出点小钱又有什么问题呢？这样病人就不会再为吃饭的事在里面焦虑了。
实际上你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做完了事再跟它说，我贴了这么多钱，它肯定会给你。但你不能先想着这些问题，你要先把事情做掉。共产党把你派到这个岗位是让你为人民做事情的。
张定宇。蒋迪雯 摄
不会在乎一时一事的得失
上观新闻：您多次提到要心胸开阔，这是长期以来的状态吗？
张定宇：我年轻时也这样。所谓心胸开阔，就是你不会在乎一时一事的得失，不能只在乎这一次赢了或者输了、有没有回报。你应该想的是，我做了这次尝试，就是一次体验。
上观新闻：这样的感触是天生的，还是受到了某个人或某件事的影响？
张定宇：我确实不知道是谁影响了我，可能源于某种自信吧，我相信自己肯定能够做成一些事。比如高考，当时高考前预考我考得很差，在班上排20多名，老师对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但我对自己充满希望，所以还是很努力地学习。最终高考时，我考了全校第一名。那一年，我们学校总共出了10个大学生。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武汉市一家比较普通的医院，当时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同济、协和这些更好的医院。我就说我要考研究生。实际上我这辈子也没有去成，但在为这个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实际获得了很多东西。
去金银潭医院之前，我在血液中心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很短的时间。但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我是2012年9月去的，当年1月到9月的累计血液采集量低于2011年同期的百分之八点几，临床用血非常紧张。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个词，叫“血荒”。我去了以后，用3个月时间，把全年8%的缺口补上了，之后还略有增长。
上观新闻：怎么做到的？
张定宇：首先要唤起大家的紧迫感，很多人觉得血液中心不就是采血供血吗？可从临床的角度去想，临床大夫需要什么，临床有多少台手术进行，有多少患者的拯救因为缺血没有实现，我们要有这种认识上的紧迫感。然后就要主动工作。武汉的高校比较多，大学生无偿献血的比较多，但高校大学生都放假的时候，你就不能只在固定的几个点，我们去一些乡镇、集市、社区、单位，动员老百姓献血，人民还是充满爱心的。
上观新闻：您的成长中其实有很多打击，但好像您从没被打败？
张定宇：我是愈挫愈勇的。哥哥的去世对我们家打击非常大，对我妈的打击最大，我哥长得像一位央视的播音员，但比他更帅。他的下颌是方的，我哥的下颌比他更圆一些。哥哥去世后，我妈根本不敢看《新闻联播》，她看到后就会想起儿子，这也给了我非常大的压力，我想，如果自己做得更好一些，母亲可能会更宽慰一些，也就少一些对哥哥的想念，我觉得这也应该算是我认真工作的一个原因。总之我遇到挫折就比较容易转化为动力，不会把自己压死。
上观新闻：生活已经挺辛苦了，您还参与了无国界医生？
张定宇：是的，我去做无国界医生，第一个是能够帮助到别人。第二个你会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下体会工作的状况。你绝对没看见过在越野车上架一挺机枪的场景。在那个环境里待过以后，你会体验到生活在一个和平国度是非常幸福的。
永远快乐，没这种事情的
上观新闻：您给很多人的印象是身患绝症却特别乐观，从知道得病到放下花了多长时间？
张定宇：我早期并不知道我是什么问题，一直就以为是膝关节痛。到了2018年，我印象最深的是疑似诊断以后，我知道这病是不治之症，当时心理上的冲击比较大。但也不会太长，也就是2到4周，我就想明白了。也许你运气不好，两年三年就挂掉，运气好一点我能混个八年十年的，或者再长一点时间也可能的。你越做好准备，你就会越坦然地去面对它。
实际上我刚才跟你说的，无论是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平台的建设也好，还是博士后培养的战略设置也好，都是我知道了这个病以后做的事情。
上观新闻：是不是因为您是一位医生，所以比普通人更理性？
张定宇：应该跟是不是医生没什么关系，可能跟人对疾病的认知、对生命的理解有关系。有的医生他也很执着，得了病一定要追根溯源，想这个病为什么落在自己身上。你对工作可以很执着，对生活很执着，但不能执着于某一件事情。
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好好去享受？很多事是只有失去了才觉得它美好，比如你这样坐着，我就觉得很美好；你能起来走路、走得比我好，我就觉得很美好；你们从台阶上啪嗒啪嗒地顺利走下来，我就很羡慕，那就很美好；能跟着大家穿过马路很顺利地走过去，那也很美好。现在因为我还能骑自行车，所以我觉得我很幸福，我能够感受到吹的风，感受到阳光，感受到大汗淋漓的感觉。你看这是我早晨在东湖骑行的一段轨迹，我女儿说我骑出了一颗爱心。
张定宇展示他清晨在东湖骑行的轨迹。蒋迪雯 摄
上观新闻：平时有情绪怎么排解？会看书吗？
张定宇：钱钟书和杨绛的书我读得比较多一点。我特别爱看杨绛的《将饮茶》，“往前看”那一节我觉得蛮好玩，描写了人对于生死的豁达态度。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有篇《论快乐》我也觉得蛮好玩的。他说什么是快乐呢，快乐就是很快就过去了。什么是痛苦，一晚上的失眠就是痛苦。我觉得他描述得蛮对哦，你就是要去享受、去经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我就要快乐，我天天快乐，我永远快乐，没这种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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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潇 顾杰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