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国内的心理学家发现，中国人的记忆与西方人不同，不仅具有“自我参照效应”，而且同时具有“母亲参照效应”。
通俗点说，就是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格外好，此为“自我参照效应”。比如，我逛街丢了钱包，你逛街也丢了钱包，你告诉了我。但是过段时间，我丢钱包的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而你丢钱包的事情，我不怎么记得了。这种“自我参照效应”，东西方人都一样。不过现在发现，中国人除了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好，对与母亲相关的信息，也会记得格外好。就是假如母亲逛街也丢了钱包，“我”是中国人，那么“我”会像自己丢了钱包那样记得母亲丢了钱包;而如果“我”是西方人，那么母亲丢钱包，跟总统丢钱包差不多，都不会像“我”丢钱包那样，让“我”记得牢靠。
对西方人而言，“母亲”与“总统”的概念是一样的，都不及与“自我”相关的材料记得更好。而与西方大相径庭，在中国人的“自我”中，母亲的地位和“自我”相同，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
为了找到更多实证，心理学家又做了脑成像研究，结果找到了神经生理层面的证据。研究发现：对中国人而言，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但对西方人，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这说明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彼此形影不离;而西方人的“自我”与“母亲”，是分开住的，好像“路人甲”与“路人乙”。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个课题，心理学家又特别把研究对象，换成同时具有东西方特质的香港人。结果，有了更加神奇的发现——香港人的“自我”，会根据文化情境的转换而转换。在研究者提示中国文化元素后，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同住在腹侧内侧前额叶;而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的神经基础是分离的。多么可怜的香港人，怪不得与“祖国母亲”一会儿形影不离，一会儿又像路人甲乙……
造成这个现象的主因，心理学家认为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自我”概念。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即便是母亲，也是“自我”以外另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自我”包含着母亲，“母亲的”也是“自我的”。
西方文化的背景下的“自我”，是独立的。荣格派心理分析师艾利特·诺伊曼在他著名的《意识的起源与历史》著作中，明确探讨了西方人“自我”建立的过程。我们看看诺伊曼是怎么讲述的。
首先，在一个人建立自我的最初阶段，呈现混沌的状态。然后，在这个没有分化的整体性的混沌中，当自我的幼苗要萌发的时候，世界以太母的形象出现。太母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像维纳斯那样重视肉体形象的太母，也有类似圣母玛利亚那种强调精神的太母。
在这样的太母中孕育的自我，进入下一阶段，体验到天与地、父与母、光明与黑暗、昼与夜的分离。这个阶段在西方神话中，往往是创世纪的故事，表现天地分离，黑暗中产生第一道曙光等等。
诺伊曼认为，人类意识的发展阶段，从这里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这个阶段之前，是创世纪的神话，之后，则开始了英雄的神话。比如希腊神话里的很多英雄故事。
弗洛伊德借助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的故事，强调了“自我”发展的核心——“俄狄浦斯情结”。杀死父亲的俄狄浦斯象征着为了独立，自我必须战斗，“杀死父亲”。
父亲代表着社会文化规范。自我独立的过程，就是要争取从这个文化规范中获得自由的过程。打赢与父亲的战争，意味着自我终于获得了独立，完成了从幼小的个体到英雄的成长成熟。如同萨特所说：“通过激烈而深入地拒斥他人对我们的培养，我们才能成为自己现在的样子。”
最终，“自我——英雄”的结局，通常是获得一位女性，并与之结婚。这代表着自我在获得自由后，通过一位女性作中介，再度与世界建立关系。而这种关系，已经不是之前未分化的孕育在太母之内自我与女性的关系，而是建立在已经完成的独立的自我之上的关系了。
从西方文化的源头开始，“自我”的发展，就是一个幼崽成长为英雄的旅程。这段旅程包括三个阶段——幼崽“离开母亲”，儿子“杀死父亲”，英雄“娶到妻子”，由此完成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自我成熟。
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自我”是关系的。
儒家文化建立在农耕文明上，强调“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尤其看重家庭伦理道德。在这个文化体系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附和联系。整体大于个人，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在所有的关系中，孝道又占据最首要的位置。
中国的英雄，都是“小英雄”，他的故事，是儿子拯救母亲的故事，什么“劈山救母”“雷峰塔倒了”。儿子替代父亲，充当勇士，拯救母亲。救出来后，娘儿俩抱头痛哭，承诺“永不分离”。
儿子生命中最大的事情，是救妈妈，他从小就不能做自己。然后他的妻子，再等他的儿子来拯救。这样一代又一代，中国女性身边，交替轮回本领巨大的儿子，和孱弱无能的丈夫。既然儿子替代了丈夫，那么中国女性与儿子，必然形成过度粘连的亲密关系。基本上，是妈妈中有儿子，儿子中有妈妈。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的“自我”，指的都是“儿子”。因为几千年的人类文化发展史，确实是男权文化的发展史。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要到近现代了。
但是，“自我参照效应”不分男女中西，人人具有。而“母亲参照效应”，从资料上看不出来是男女都有，还是只针对中国男人。直观上，这个试验颇为男性色彩，我猜测，操作试验的心理学家可能是男性吧。
撇开男女之争，这篇文章吸引我的，在于针对香港人实验的那部分。我在想，一个人如果同时具有中国与西方双重文化背景，大脑神经不断地从与母亲的“形影不离”到“路人甲乙”，这么跳来跳去，会不会跳出毛病?
我的外甥女十二岁去了多伦多，也入了加拿大籍，目前在全球专业排名第一的大学读精算。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宝”。可是，宝贝学业上虽然优秀，心理上却时常迷茫于“我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要听妈妈的话还是做我自己?”等问题，在自我or孝顺、中华or西化上，消耗了大量的心理能量。她的困惑与冲突，让我这个做小姨的看在眼里，疼在心头。
孩子换了环境生活，也换了文化伦理。表面上看来安然无恙，实际呢，不仅心理诸多冲突，连大脑也不得消停，总在跟妈妈“合住”，或者与妈妈“陌路”之间跳转。这种能量消耗，难免极大地影响她的学习状态，交友生活。
所以，要想孩子跟老娘永远“二合一”，父母就别送孩子出国了。要是送孩子出国，那就让孩子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好好树立起自我，放弃孩子永远依恋母亲的幻想，接受你的孩子跟你成为“路人甲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