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才昕|授权转载自公众号anonymous
心理防御机制是我们与自己或他人相处产生问题的根源。在它的驱动之下，我们会错误的指责他人，将合理的批评视为粗暴的攻击，将他人真诚的话语曲解为挖苦讽刺的内涵。
最出色的心理防御机制研究者是精神分析学家安娜·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儿（老弗洛伊德最早提出心理防御机制，他的女儿安娜继承并发展，为心理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1895年安娜出生在维也纳，她是家里陆个小孩中最小的壹个。在19世纪即将结束时，她父亲正因其关于性欲与心理关系的激进理论在欧洲大陆声名远播。
安娜起初被视为“平凡”的小孩，她在学校的生活十分的艰难，同学们给她起了个不吉利的绰号“黑色恶魔”。成年后，她成为了壹名学校的教师，而后又成为壹名精神分析学家——而且是儿童治疗领域的先驱者。
在1934年，她出版了《自我与心理防御机制》壹书，其中首次提出了壹个核心概念：我们会本能的通过壹系列防御性行为来保护自我（我们对自身所期望的样子）。
对这些试图分担我们痛苦的行为进行分析的理论，就是防御机制理论。问题在于，在短期视角上我们对自己的防御行为，往往在长期看来是有害于我们自身的。从长期考虑来看，它会有害于我们在处理现实方面的实践机会，而这种实践才能带来我们身心的最终成熟。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十种关键的防御机制。
我们拒绝承认当下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更愿意这样想：“我非常喜欢喝酒，有时的确会喝到宿醉，但我壹般不会喝多！”；“我花了不少钱，但也没比其他人多花多少啦，在消费方面，我不认为我是壹个不理性的人。”如果有其他人（亲属，朋友，家人）试图让我们承认自己的问题，我们往往过激的回应他们。
这种下意识的防御行为，短期内使我们感觉壹切都好。因为承认问题，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去应付与其相关的所有困难。否认阻碍着我们认清事实本身所带来的长期性问题。
有时，单纯的否认无法使人感到足够安全，于是人们开始站在问题的反面创造“证据”。壹个九岁的男孩，他可能很喜欢从妈妈那里得到拥抱，但却羞于对自己承认这点，他可能声称妈妈是刻薄，讨厌的人。他向自己证明“我不需要她”，但当他感到脆弱和孤独时，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否认不等于说谎。这种防御机制更像是壹个屏障，让我们很难认清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你接到通知，老板想单独约你聊壹些严肃的事。你的本能反应可能会想“我的天！他们壹定是要开除我了“，你为自己给出多个他们发现你糟糕事情的假设。
在你的头脑中，你将老板构想为冷漠强大，怒火中烧的样子，而当你到会时，听到的却是即将签订的重要合同的建议。所以这些情绪——恐惧、冷漠、愤怒可能都来自于你自己，你将情绪投射到了同事身上。
又或者，今年你赚的钱比去年少，你可能开始感觉合伙人变得苛刻，你为此感到焦虑，开始想象你和他们之间即将产生裂痕，还有他们那没有表情的冷漠面孔。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产生这些感受。对于你可能没创造更多利润这件事，他们可以真挚地理解你。
对自己感到沮丧是壹种很不舒服的体验，作为替代，人们往往会将情绪指向他人。毕竟，在你的假想中，有壹个苛刻永不满足的合伙人，这会让你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感觉好受壹些。为了不去想你无法赚到更多钱这壹糟糕事实，你头脑构建了事情的另壹版本：你有壹个令人讨厌的合伙人。
这种防御机制可以追溯到童年，壹个被父母遗弃或伤害的小孩很可能通过“伤害自己”这种思维来逃避现实，尽管冷酷，却好过其他方式。“壹定是我做错了什么，我没有用，不然我的父母不会这样对我。”所以，这个想法的结论是——“我的父母还是好父母”。这样的痛苦没有真相那么悲惨——事实上父母真的没有在乎他。
许多音乐家将消极的生活体验，比如药物成瘾，社交问题，家庭问题……都升华在他们那些引人共鸣的歌曲和表演中，转而激励和鼓舞着大众。
比如文森特·梵高这样精神失常的艺术家，深陷于对苦艾酒的迷醉之中，还割掉了自己的耳朵。他最后成功的将自己心中困惑通过艺术表达出来，升华为令人难忘的艺术画作。歌德也曾因失恋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他们都将内在的压抑升华为伟大的创作。
还有壹些例子，比如有骂人的冲动，结果可能升华为评论家来满足自己；比如有打人的冲动，可能学习搏击来满足自己；比如有攻击性的冲动想要约束别人，可能会升华为想要使他壹丝不苟，专注做事的决心；即使法西斯主义的冲动也可能转变为壹种有益于社会的渴望。
童年是最安全的时代，不需要承担责任，也不需要得到别人的理解，没有艰难的抉择，做事也无需解释。作为壹种防御机制，当退行发生时，当事人会在壹些关键问题上变得小孩气。可能在当下重要的问题上犹豫不绝，迟迟不能做出决定与承担责任。
退行的核心特征之壹就是——麻烦和自己没有关系，那都是别人惹来的。在小孩眼里父母主宰世界，他们无所不能。如果有什么事情不对了，他们也能让壹切回归正轨。如果有谁是不能被责备的，那壹定是小孩。
发脾气是退行的另壹特征，当事人可能通过哭闹来处理问题，而不是真正尝试去解决问题。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这看起来挺疯狂。而小孩真的是需要通过哭闹、挥拳这些信号来获得帮助的。所以，像小孩那样发脾气意味着——你必须帮我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个小孩。
合理化总是能给我们最好的结论：我是无辜的，我是很棒的，我是有价值的。它的壹个典型情境就是对自己很喜欢却无法得到的东西进行贬低。
在被壹个公司拒绝后，防御性的合理化机制会说：“这是壹个特无聊的公司”“我从来就没有想从事这个工作”。事实上我们可能很渴望从事这份工作，但承认这个念头是痛苦的，还会让自己感到羞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找个理由——“嗯，这不是我想要的工作”。这不是对工作优势评估导致的结论，而是急迫要维护自尊的心理需求。
7.理智化理智化（intellectualisation）和合理化机制差不多。它是指，
和伴侣分手后的失落、内疚、背叛以及愤怒等伤疤可能变成古罗马帝国衰败问题或贰胎政策的利弊。许多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想得多，他们有时还会因为“理智化”而感到内疚；还会担心他们的问题能否持续化研究不会陷入困境。
壹些人可能发现自己对青少年有性冲动，于是他加入壹个强调青年禁欲的宗教团体；当我们被自己同学吸引而感到尴尬时，我们可能不愿承认自己的情感，甚至对这个人变得刻薄，恶言相向。
壹个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些人在工作中被老板训斥了，不敢对老板发脾气，所以下班回家后将情绪发泄到家人身上。
幻想可以体现在许多生活场景中，从发呆，读小说到观赏电影。我们通过这些或长或短的时刻将自己从这个纷杂烦扰之处传送到安逸舒适之所。特别是结束了壹天头疼的工作回到家中，你可能只想安静地看场动作片，听着迷幻音乐发呆或在你懂的网站上流连忘返。
凡此种种让我们能够暂时地从问题和顾虑中解脱出来，甚至整个旅游业也是建立在我们对这种解脱的需求之上。
在完成防御机制著作的肆年后，安娜为躲避纳粹在维也纳的迫害于1938年3月举家迁往伦敦。战后她与好友，青少年犯罪问题专家凯特?弗里德伦德（katefriedlaender）壹起，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壹家诊所开设了儿童心理治疗课程。
安娜于1982年离世，她的骨灰被装在壹只古希腊式骨灰龛中，安置于伦敦北部的格林火葬场（goldersgreencrematorium）她的父母及壹生密友和同事桃乐西·蒂法尼-卜林厄姆（dorothytiffany-burlingham）旁边。
结论安娜·弗洛伊德以极大的包容心看待我们心理上的防御机制，她认为迫近的压力驱使我们采取这种回避态度。
安娜不断提醒我们这种防御并非出于自愿，不是我们有意识的选择。防御机制启动时我们并不能意识到我们的回避和防御，我们的克制和拒绝，以及内心的合理化调节。
防御机制的任务是减弱和消除压力，而非探求真相。正如之前所说——短期视角上我们对自己的防御行为，往往在长期看来是有害于我们自身的。
从长期考虑来看，它会有害于我们在处理现实方面的实践机会，而这种实践才能带来我们身心的最终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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