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学文，都绕不开辛弃疾，年青时背唐诗宋词，把这辛词很是背了不少，历代对他的诗词，阅历，文学成果，政论等等，叙说之多，发掘得已是翔实，想再写出新意，确实不易。
辛弃疾之所以异乎寻常，诗词的成果是一方面，更主要是他本是行武身世。写这诗文，本是副业。没想到却歪打正着，为他史上留下美名的，恰恰是这副业。这真是造化弄人哈。
文学史上都把他归为豪宕派，称为东坡后这一派的宗主，其实，这所谓豪宕说它是一派自身就显勉强，是后人对词风不同诗词硬性区别而为之。就词来说，豪宕所占的份额毕竟要少许多，绝大多数仍是如柳七，易安般的婉转，如东坡之大江东去的豪宕词，那是少之又少。
当然，辛弃疾也有几首气势雄壮的词，比如就不必举了，咱们都知道滴，想当年，立志抗金收复失地的他，偏偏生不逢时，当那黄河之水涌入西湖时，那迷人的春风早已将人们的那点豪情给吹酥了，灯红酒绿成了主旋律，“直把杭州当汴州”，辛弃疾的《美芹十论》、《九议》等抗金建议书如杳无音信，完成岳飞犁庭扫穴的抱负成了一个永久的愿望。他只能去当个什么安慰使，去剿那些乌合之众的所谓“匪”，后来爽性被革职，长时间赋闲在乡，把那一腔愤激以词的方式来发泄，表面上看似寄情山水强作宽慰，而心里壮怀激烈的大志，却在长时间郁郁不得志的消磨中沉沦，终究郁闷而亡。
其实按其时的实力，南宋并没有能打赢的掌握，说旗鼓相当显然是高看了南宋，当局者也并非不想收复失地，也从前安排过几回北伐，成果次次都是大北而归，被逼承受更耻辱订定合同条款。所以便愈加地不思进取，且在那“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重湖叠巘清嘉之地，“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去了。整个统治集团的上层都应了路易十五的那句话：我身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假使辛弃疾壮志能得以舒展，能把擒来的贼头祭龙泉，咱们最多仅仅多了个如岳武穆般的英豪；但却会失掉多少夸姣的诗歌。他本来神往的是弓刀工作，阴错阳差地换成了纸笔文章。看不见那旗帜猎猎，策马扬鞭；没有了壮志难酬，塞外翻弦，不识了愁滋味，醉里挑灯看剑。对辛弃疾来说，前史对他不平，朝廷对他不公，但对咱们喜爱文史的人来说，则幸莫大焉。虽然有些不人道，有点残暴哈。
想通了，落日楼头的那一抹隐约而去的斜阳余晖，终归会被漆黑所代替；北固亭上的那红巾翠袖难揾泪的英豪，青丝必会参移月缺地转成青丝。断鸿声里，一声秋末的当空长啸，成了对一个帝国的吊歌，且罢且罢，“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应知我如是”。